㈠ 台湾新电影的介绍
指20世纪80年代台湾青年电影艺术家的电影革新运动，是台湾战后一代新的文化精神的形象体现。台湾新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运动，是从1982年8月四位台湾电影届新导演合作导演的影片《光阴的故事》开始的，其代表人物有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期间的代表作有《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冬冬的假期》等。
㈡ 影史考点 | 台湾“新浪潮”电影与香港“新浪潮”电影
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源自于两岸三地在电影改革运动中的共同努力与创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香港、台湾与大陆的电影人相继发起新浪潮与新电影运动，使得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香港的新浪潮与台湾的新电影各自展现出独特的风格与走向，共同推动了中国电影的革新与繁荣。
香港新浪潮电影在1979年由徐克、许鞍华、章国明等人引领，他们以《蝶变》、《疯劫》、《指点兵兵》等作品，打破了传统电影模式，尝试在技术、制作与包装上进行大胆创新，并紧跟好莱坞的发展步伐。电影中的视觉效果充满冲击力，叙事结构也尝试摆脱传统，采用多重视点，以非戏剧性方式审视社会与人物之间的互动。这些特点使香港新浪潮电影在视觉与叙事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台湾新电影始于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在风格上更为本土化，强调台湾的社会变迁与小人物的故事。新电影在叙事结构上追求情节淡化，使用长镜头与自然光，提供给观众新的观影体验。影片中的人物与故事取自于台湾社会的日常生活，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展现台湾的历史与文化。新电影的导演们尝试与好莱坞保持距离，建立自己的电影典范，同时在题材与内容上探索台湾的历史与文化。
台湾新电影与香港新浪潮电影在风格与走向上存在显著差异。香港新浪潮电影努力靠近好莱坞，追求商业上的成功，而在台湾新电影中，导演们更倾向于本土化，思考台湾的过去与现在。在后续发展中，香港新浪潮电影在艺术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方面有显著表现，但后劲不足；而台湾新电影在新浪潮式微后，作者们继续努力，创作出了一些力作，如《悲情城市》等，标志着台湾新电影的真正成熟阶段。
香港新浪潮电影与台湾新电影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中国电影的革新与繁荣，也为国际影坛带来了独特的视角与风格。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两地的电影生态环境与政策对电影运动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新浪潮电影在80年代后劲不足，但它们对整体影业的革新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大陆与台湾新电影所难以比拟的。
㈢ 影史考点 | 台湾新电影中侯孝贤与杨德昌电影的异同
台湾新电影中侯孝贤与杨德昌电影的异同如下：
相同点： 重要地位：两位导演都是台湾电影界的重要代表，对台湾新电影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同点： 主题内容： 侯孝贤：侧重于乡土空间和个人体验，电影充满诗意与伤感，深入探讨历史与传统文化。 杨德昌：则聚焦都市，探索现代都市人的成长历程与群体状态，作品呈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穿透感。 视角与思维： 侯孝贤：在镜头语言中秉持诗人情怀，其作品多带有对乡土的深情与眷恋。 杨德昌：则更偏向哲人思维，通过电影对现代都市社会进行深刻剖析和反思。 对儒家精神的态度： 侯孝贤：在电影中更多传承和体现了儒家文化观念，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杨德昌：则对儒家精神持有质疑态度，通过电影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的批判。
综上所述，侯孝贤与杨德昌虽然都是台湾新电影的杰出代表，但他们在主题内容、视角与思维以及对儒家精神的态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各自展现了台湾电影的独特风貌。
㈣ 杨德昌与台湾新电影
正当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如火如荼，台湾也迎来一场电影革新。小野、吴念真和杨德昌等青年电影人进入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受到香港新浪潮的启发，开始革新台湾电影。这场台湾新电影运动从1982年持续到1986年。
不满台湾电影的局限，王菊金和一些电影人决心提升艺术水平。他们尝试拍摄奇情、鬼怪和写实片，希望走出传统电影的束缚。尽管壮志凌云，但未能持续创新，很快消失在电影界。
香港新浪潮导演在1980年金马奖的交流会上，给台湾电影人带来了新视野。小野和吴念真因此被招入“中央电影公司”，旨在扶持新人。他们提出用短片合集组成电影的想法，最终诞生了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光阴的故事》。
杨德昌放弃工程师工作，回归电影行业，参与《十一个女人》的制作。通过这个项目，他被“中央电影公司”注意到，参与了低成本电影《光阴的故事》的创作。影片卖座，开启台湾新电影的新篇章。
台湾新电影的创作者包括侯孝贤、杨德昌等，他们接受国外电影和理论的影响，创作出反映台湾社会和精神生活的作品。电影人如廖庆松等也对新电影观念表示冲击，侯孝贤则从与同行的交流中发展出个人风格。
1986年，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联合发表《台湾新电影宣言》，对当时电影政策、传播体系和评论体系提出质疑。这场运动初期导演合作紧密，但随着《宣言》的发表，各自风格确立，合作逐渐减少。
台湾新电影运动以革新台湾电影为目标，通过年轻电影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系列反映时代和社会的作品。这场运动不仅推动了台湾电影艺术的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