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电影编年纪事

A. 北影纪事内容简介

《北影纪事》是一部详尽描绘北京电影制片厂60年历史的著作。它首先聚焦于该厂的代表性作品、创作人员及决策领导者，以此呈现北影的独特风采。接下来，书中梳理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自创建、发展直至转制过程中的关键实施步骤。最后，通过线性描述与代表性人物访谈，将产业、创作及人事变动的过程予以全面展现，让读者得以深入了解北影的演变历程。

书中首章从标志性作品入手，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及其背后的故事，展现了北影在电影艺术领域的创新与成就。同时，作者深入挖掘了这些作品背后创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与独特才华，以及他们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思想碰撞与艺术追求。此外，决策领导者们在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与抉择，也是书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他们对北影发展方向的引领与决策，对电影产业格局的影响，都得到了深入探讨。

接着，书的第二部分聚焦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发展脉络。从建厂初期的艰难起步，到后来的蓬勃发展，再到面对市场与技术变革时的转制调整，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描绘了北影在不同时期的挑战与机遇。这一部分不仅回顾了北影的历史，更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变轨迹，为读者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视角。

最后一部分以访谈的形式，邀请了多位北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包括艺术家、导演、编剧、制片人等，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与独特见解。通过这些访谈，读者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北影人的艺术热情、创作激情以及对电影事业的执着追求。访谈内容涵盖了个人成长、作品创作、艺术理念等多个维度，展现了北影人对电影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贡献。

《北影纪事》不仅是一部关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历史文献，更是对中国电影产业60年发展历程的一次深度回顾与思考。它以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生动的访谈，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面、立体的北影形象，也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和独特视角。

B. 八一电影制片厂湖北分厂的历任厂长

1951年3月,总政治部以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名义开始筹建军队的电影厂，1952年8月1日正式建厂，命名为解放军电影制片厂，1956年更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迄今已经有六十周年的历史，这六十年里，八一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据制片人王立君介绍，六十年里，许多老前辈担任过厂的领导，为八一厂的建设奉献了一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1、司徒慧敏（1952-1953期间任厂长）
司徒慧敏（1910年2月16日－1987年4月4日），广东省开平县赤坎永坚楼东闸村人，原名司徒柱，中国著名电影技术专家及导演。他曾经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1928年赴日本学习美术，参加了夏衍等组织的左翼艺术家同盟。1930年回国。1931年与堂兄司徒逸民合作研制成功“三友式”电影光学录音机，是中国最早制造的录音机之一。1933年，成为以夏衍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成员。此后，他导演了《自由神》、《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白云故乡》等影片，并为《姊妹花》等片录音。1946年赴美国学习电影制作，并导演了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该片获1948年爱丁堡纪录电影节优秀奖，同年被美国纽约布鲁克林音乐舞蹈学院评为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
1952，司徒慧敏在接到回国指示之后很快就回到离开6年的祖国的怀抱。回来之后，他被建国初期祖国建设的蓬勃朝气所激励，决心为此贡献出自己全部的热情和力量。担任电影技术和事业方面的领导工作。这一年4月，司徒慧敏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并编导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该片在“1949～1955年国家优秀影片评奖”中获得三等奖，重要的是，此片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培养了大批专业的创作及技术人员。
1953年，司徒慧敏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之后，司徒慧敏担任中国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科学所所长，长期奔波于西安、广州、成都等地为电影制片厂选厂址，并规划和参与电影洗印厂以及上海、南京等电影机械厂的建设工作。他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个拓荒牛的作用。1965年，司徒慧敏还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领导工作，与相关工作人员一起研究拍摄计划。
1987年4月4日，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在北京逝世。
2、陈播（1952-1966年期间任厂长）
陈播青年时代深受左翼思想影响。1937年，他经董必武介绍，到达陕西，在西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1938年春回到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青年救国会活动。同年，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曾在袁牧之导演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中扮演进步青年角色。
陈播1939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抗大文工团演员、编辑、宣传干事、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副团长，抗大七分校文工队队长。1943年带领学员深入敌后做宣传工作，1945年任晋绥军区宣传队队长，西北野战军战斗剧社副社长、社长。国共第三次内战期间，任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社长，带领剧社人员参加了延安和临汾的战斗，导演歌剧《刘胡兰》和话剧《九股山上的英雄》，参加拍摄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
陈播后任历任西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1951年调任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1952年5月2日抵京就任。1966年5月被打倒。将八一厂从最初设计的以摄制16毫米电影为主的教育片厂，发展为以摄制35毫米电影为主的多片种综合性制片厂。1976年初被任命为总政文化部顾问，1978年调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1982年改任电影局顾问，文化部电影委员会委员。并主持电影部门的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编写大型电影史书《中国电影编年纪事》
3、陈亚丁（1952-1953年期间任厂长）
陈亚丁，1920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1936年读中学时流亡到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38年调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抗敌》编辑、战地服务处通讯科负责人，皖南事变后任师及军区宣传干事、科长、副部工，1945年后曾任松江军区宣传部长、东北军区和四野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后历任中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第二处长，《解放军文艺》主编，总政文化部副部长。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诗《满洲进行曲》、《战火颂》、《游击队》等。
4、张少庭（1966-1968期间任厂长）
张少庭，陕西延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长县乡苏维埃政
1979年,张少庭重返大青山根据地和老乡交流府主席、共青团延长县委组织部部长、延长县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归武县委书记、归武县县长兼县大队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缉私大队教导员、第一野战军骑兵第二旅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骑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公安军文化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友好工作部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处长，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制片局局长，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曾获二级解放勋章。
1966年文革开始时，总政委派文化部副部长张少庭组成文革工作组进驻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时进驻八一厂的总政工作队共6人，带队组长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张少庭；副组长是宋尚戟、那狄；组员有：钟寰、支水山、宫洁民。1966年12月，总政根据形势需要决定撤销工作组，原工作组组长张少庭改任八一厂厂长，副组长宋尚戟、那狄改任副政委，组员钟寰改任行政处长，宫洁民改任演员剧团团长。
1968年，文艺界闹得很混乱，于是八一厂被军管（军队单位被军队单位军管，想起来都可笑）。从60军派人来担任领导。
5、彭勃（1968-1975期间任厂长）
彭勃当时任60军政治部主任，是当时的总政主任李德生亲自点将点来的。
彭勃1921年生于山东莘县一个贫苦农家。当日寇的铁蹄踏进我华北大地，惨无人道地对中国百姓烧杀掳掠，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8年8月，年仅17岁的彭勃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队伍。他一到部队，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每战必冲锋陷阵。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身经百战，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指挥员。他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旅作训科长、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师政委、60军政治部主任、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兼党组书记、厂长，军政委、江苏省军区政委等职。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独立功勋荣誉章。
6、刘佳（1975-1978期间任厂长）
刘佳，笔名刘笳（1916 —2001），辽宁海城人；刘佳同志1916年11月生于辽宁海城，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干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副社长，协理员、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文化部部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
刘佳同志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是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剧协第一至四届委员；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作品有话剧《到山那边去》、歌剧《不要杀他》、《晋察冀之歌》；导演话剧《战斗里成长》、《槐树庄》等；2001 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7、张景华（1978-1985年期间任厂长）
张景华，（1916－－1991）江苏淮阴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新四军。曾任中共豫皖苏区委秘书，新四军第四师宣传科副科长兼新华通讯社淮北支社主任，华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第七兵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宿北、淮海、渡江等战役。建国后，任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回国后，历任总政治部八一杂志社副总编辑，1960年-1966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政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兼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三届常务理事。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5年授大校衔。
8、萧穆（1985-1992年期间任厂长）
萧穆潮阳市（今属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原名萧宏志。祖籍潮阳市（今属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的铜盂镇。1929年生于浙江省嘉兴。
1948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西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任职。70年代后，从事电影文学编辑和创作工作。
1985年3月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负责组织革命战争历史巨片《大决战》（3部6集）的创作、摄制等工作，历时6年。与他人合作的电影文学作品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巴山儿女》、《映山红》等。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荣誉功勋章及解放大西南荣誉纪念章；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立三等功一次。获《大决战》特殊贡献奖。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主席团委员、中国电影制片协会常务理事。电影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理事。 1992年9月在北京离休。
9、王晓棠（1992-1998年期间任厂长）
王晓棠，原籍江苏南京。1934年1月4日生于河南开封，幼年时代随父母迁居重庆。因受家庭熏陶，从小就拜师学唱京剧。初中时已学会“铁弓缘”、“惊梦”等许多唱腔。1948年举家迁居杭州。次年毕业于浙江省立中专，继续自学京剧。1952年参军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京剧团，次年调入总政话剧团。1958年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文革”中受冲击，复员到林场劳动6年，1975年平反。1984年起任导演。1988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92年9月起任厂长，后兼任党委书记，1998年8月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3年7月晋升少将。
10、郑振环（1998-2001年任厂长）
郑振环，1943年12月生人，祖籍是天津武清。他从小就爱好广泛，画画，演小戏，说快板，体育，样样都好，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作品，对学习充满兴趣。大哥当时在民主德国大使馆工作，知道他喜欢文学，就把国外的小说买来翻译成中文给他看，外国文学对他影响很大。郑振环是60年代的大学生，开始考上了哈军工，学理工的，由于在艺术才能上过人，被解放军艺术学院选中，经过几番周折，与军事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他虽然是军人，但没扛过枪打过仗。却在军事艺术领域有着颇高的造诣，在银幕上、教学讲台上、话剧舞台上施展着他的才华，是国家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的艺术家之一。他搞话剧很有名，早在80年代，他编剧的《三个人的冰山》、《摸天》，特别是他的《天边有一簇圣火》，是描写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的，被称为戍边将士的无私奉献的颂歌。
郑振环将军曾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员、解放军艺术学院创研室研究员、《解放军艺术》杂志主编、总政话剧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任中央电影电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是国家一级编剧，少将军衔。曾创作过《江淮风云》、《军营笑声》等多部话剧作品。从事影视创作以来，在三十余部影视片中担任过编剧和艺术指导。
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自1997年上任以来，策划出品了大型纪录片《较量》、《东方巨响》、《挥师三江》，故事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冲出亚马逊》等一批优秀影片。
许多人是看着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大的，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柳堡的故事》、《林海雪原》、《闪闪的红星》等影片老百姓都喜欢看。郑振环将军，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厂长很偶然，那是1997年，本来他应该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当院长，就因为晚报到了一天，就去了八一厂当了厂长（在这之前任总政话剧团团长）。当时八一厂处于不景气状态，他去后，组织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较量》、《东方巨响》、《挥师三江》轰动了全国，得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大壮了中国人的志气。紧接着又拍了故事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是解放战争三个系列片《大转折》、《大决战》最后一部。在风格上作了探索，注重了叙事性和纪实性，采取真人回忆的手法，有很多细节都是他亲自写的。这部电影突破了以往军事题材电影的格调和形式，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奖，基本上中国电影方面的大奖该得都得了。前几年在全国热映的《冲出亚马逊》，是他策划的。本片取材于1999年8月至11月，我军空降兵特种兵大队两名年轻军官被派往南美洲委内瑞拉接受国际军事组织举办的“猎人学校”训练的亲身经历，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塑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军人豪迈地走向世界的崭新形象，是一部扬国威、壮军威的当代现实题材影片。虽然郑振环将军刚刚从八一电影制片厂退下来不当厂长了，但他对军事题材的电影抱有一生执著，对中国电影前景充满信心。谈到中国电影目前的困境时，他说中国电影要继承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但决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绳索，把自己束缚住了，不敢往前想，但大的规则不变，文学是人学，电影就是写人，包括纪录片也一样，也是写人的。
11、明振江（2001-2012任厂长）
明振江，1969年入伍，历任电影放映员、文化工作站站长、影视局局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等职。1976年北京军区炮兵政治部 1990年 总政治部文化部 1997年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七届理事 1969年兼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2007年荣获“华表奖”优秀出品人奖，2008年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十佳”优秀出品人奖。
12、黄宏：2012年4月，小品演员黄宏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黄宏1992年进入总政歌舞团，任小品喜剧艺术团副团长，小品喜剧艺术团团长，为总政一级演员(副军级待遇)。2007年11月出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10年10月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C. 彭小莲个人经历

彭小莲在1986年导演了《我和我的同学们》，该片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代中学生的生活，塑造了鲜明个性的中学生形象，整体构思完整，镜头运用、画面构图、声音造型和节奏掌握自然流畅，展现了彭小莲的专业技巧和艺术才华。该片获得“童牛奖”优秀儿童少年故事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奖，彭小莲也获得了“童牛奖”优秀儿童少年故事片导演奖。

1987年，彭小莲导演了《女人的故事》，影片通过三个农村妇女出门挣钱的故事，反映了改革开放时代对妇女的影响。几个主人公性格丰满、朴实自然，与以往同类影片中的妇女相比，思想、观念和身份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具有极大的社会现实意义。该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创新之处，是表现妇女生活与命运的佳片。

1989年，彭小莲前往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并在一年后申请就读学位，暂时告别中国影坛。九十年代，彭小莲回国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并继续从事导演工作。1996年，她参与改编了影片《我也有爸爸》，获得极大成功。同期，她独立执导了《犬杀》，通过一起离奇事件引发的谋杀案，展现了清洁曲折的情节，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1998年，为纪念上海解放50周年，彭小莲执导了《上海纪事》，从独特的角度反映了上海解放这一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接管特大都市的有力措施。彭小莲熟练的电影表现手法使影片艺术地再现了这段难忘的历史，成为上影完成的第一部国庆50周年献礼佳作，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上海纪事》、《美丽上海》、《上海伦巴》被称为彭小莲作品中的“上海三步曲”，《上海伦巴》春节上映。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湖南茶陵人，中国电影导演。彭小莲曾在江西插队九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 彭小莲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她注重于女性在新时期个性的释放的表达，特别是能细腻入微地传达女性的内心情感变化，又能触及到与此相关的社会根源性问题。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一定深度，受到专家和观众的肯定和欢迎。

D. 早期中国彩色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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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1905—1921）
电影在发明不久就传到了中国。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影片，这一天是世人公认的电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开始，卢米埃尔陆续派遣了近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这些摄影师涉足过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陆，拍摄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国拍摄的影片，电影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根据记载，1896年8月11日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日子。这一天，上海徐园的“又一村”茶楼放映了多部外国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现了电影放映活动，一个美国电影放映商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电影。1904年，电影放映活动由民间进入宫廷。在慈禧太后70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向宫廷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放映过程中由于摩电机突然炸裂，慈禧认为此物不吉祥，清宫内从此不准放电影。然而，此事并未阻止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最早在中国放电影的是外国人，最早在中国拍电影的也是外国人。自电影传入中国到辛亥革命，外国人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不少外国摄影记者来到北京拍摄纪录片。1904年，在发生于中国满洲旅顺口的日俄战争期间，也有外国摄影记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国长期从事拍片活动的是意大利人阿历克·劳罗，他于1907年来到中国经营电影放映，后来从事拍片活动，拍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强行剪辫》、《上海风景》等短片。
尽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确凿的证据，但大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拍摄电影的活动开始于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记录京剧名角谭鑫培表演京剧《定军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军山》。稍后，谭鑫培表演《长板坡》等剧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据说，直到1909年遭到火灾之前，丰泰照相馆的拍片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影片选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中国人较早摄制的新闻片是《武汉战争》（1911）和《上海战争》（1913）。前者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的几次重大战役，而且不久即再现于银幕，深受欢迎；后者记录了上海各界为声讨窃国大盗袁世凯而进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场面，于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与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时映出，被称为“空前绝后的活动影戏”，连映数天。这两部影片是中国人借助外国影片公司的设备拍摄的，中国电纪录电影的发展有还待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开始关注电影，于1918年设立活动影戏部，摄制的影片分为5类：风景片、时事片、教育片、古剧片、新剧片，其中前4类均可归入新闻纪录片的范畴。风景片如《上海龙华》、《浙江潮》、《普陀风景》、《北京名胜》介绍了祖国的风景名胜，新闻片如《欧战祝胜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第五次远东运动会》报道了新闻事件，教育片如《女子体育观》、《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严肃的内容，古剧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琵琶记》记录了梅兰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剧片段。1926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动持续到1927年。
1919年，几位民族资本家集资兴办了专营电影的公司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饭桶》，该公司拍摄的均为纪录片，包括戏曲片、新闻片、风景片。戏曲片《四杰村》是该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后不仅在国内放映而且运往美国放映。此后，它还拍摄了新闻片《周扶九大出丧》、《张季直先生的风采》、《圣约翰与南洋球赛》、《南京的警政》，风景片《矮子坟》（南通古迹）、《南京风景》。这些影片均摄于1921年，总体来说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但它拍摄于1923年的新闻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受到广泛欢迎，该公司在拍完此片后宣告停业。
电影与资本密切相关，没有资本就没有电影，资本的状况决定着电影的状况。20世纪初，中国电影的制作主体是民族资本家，由于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薄弱，摄制影片的数量有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在1905年到1921年摄制的新闻纪录片仅30多部。“纪录片”这个用语是后世对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笼统称谓，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被称为“影戏”，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现“新闻影片”的说法，“纪录影片”的说法大约出现于30年代初期（较早见于1931年出版的梁实秋主编的《实用英汉词典》）。电影在诞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被当作“新奇的玩意”对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统人士和统治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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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1921—1931）
2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纷纷投资电影业，中国电影获得了较大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混乱、艰难甚至畸形的，但对30年代民族电影的繁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个时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进了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新闻纪录片的数量比过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了大型文献纪录片，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来华拍片改变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格局，对国外新闻纪录电影发展状况的介绍和讨论促使中国电影工作者开始关注新闻纪录电影，人类学纪录片初现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资本投资的影片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这些公司往往是从拍摄新闻纪录片开始的。20年代，约有20多家公司拍过100多部新闻纪录片。与以前相比，不仅影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许多影片已不只是对旅途风光或新奇景观的扫描，还将镜头对准重大社会事件，使新闻纪录电影摆脱了卑微地位，获得了上层人士的关注。这个时期，拍摄新闻纪录片最多的几家影片公司分别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对20年代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贡献最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创始人黎民伟可谓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创建和主持人我镜剧社期间拍摄了故事片《庄子试妻》，由于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与当时大多数把电影当作娱乐或赚钱工具的电影商人不同，黎民伟认为电影不仅能供人娱乐，而且能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明确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并在当时中国电影业远离中国革命的情况下，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黎民伟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亲自担任摄影师拍摄了有关的新闻片。此后，他又相继拍摄了《孙中山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等。孙中山去世之后，他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1925）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记》（1926）。后来，他将以往拍摄的影片汇编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并于1941年重新编辑了此片的有声版，名为《勋业千秋》。黎民伟在20年代拍摄的其他新闻纪录片还有：《世界妇女节》（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国葬礼》（1924）、《广东全省运动会》（1925）。
由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北伐战争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摄了相关的新闻纪录片，如长城画片公司的《孙中山陵墓奠基记》（1926），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记》（1927）、《总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战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军北伐记》（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军战史》（1927），上海影戏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总理奉安纪念》（1929）。
与从前相比，20年代新闻纪录片的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北伐战争，还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闻片《五卅沪潮》、《上海五卅市民大会》、《满天红时事展》，以及反映当时其他重大社会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如复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济南惨案》（1928）、《张作霖惨案》（1928）。有些影片记录了知名人士的活动，如《孙传芳》、《卢香亭》、《吴佩孚》、《冯玉祥》、《张学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当年拍摄了多部新闻纪录片，如《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徐国梁出殡》、《江苏童子军联合会》、《万国商团会操》。
早期来华拍电影的外国人几乎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20年代中期两位苏联电影工作者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先后来到中国拍摄了两部新闻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编导）反映了苏联自制飞机考察队首次从莫斯科途经蒙古到中国的飞行，《上海纪事》（1927，雅科夫·布里奥赫编导）表现了第一次国内战争后期上海的生活和斗争。
20年代，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初现端倪。据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首次来到中国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外国人，他从1927年开始率领一个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联合考察队对中国西北部进行了8年的考察活动，拍摄了大量活动影像资料。瑞典考古学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来到中国，利用电影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见所闻，对塞外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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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1931—1945）
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闻纪录电影获得了初步发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问世使新闻纪录电影的表现手段趋于完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重视新闻纪录电影的作用，不仅加强对民营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营影片公司。进入30年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新闻纪录片的重大影响，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机构，开始拍摄新闻纪录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由派人到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发展到在中国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图控制中国的电影业。这个时期，其他一些国家的电影机构也派人来到中国拍片，这些影片向世界报道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活动。
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许多影片公司都认识到了拍摄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意义，纷纷派出摄制组奔赴战场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中小公司也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如《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这些影片均拍摄于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战》和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是两部内容丰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沪战争结束后，一些影片公司和个人赶赴北方战场，继续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反映东北战场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和辽吉黑后援会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记》（1933）；反映热河战场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战史》（1934）、慧冲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泪史》（1934）以及张汉忱的《榆关大血战》（1934）和《长城血战史》（1934）；反映绥远战场的有西北影业公司的《绥蒙前线》（1937）、新华影业公司的《绥远前线新闻》（193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要机构是两个官营电影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以及一家半官营性质的影片公司，即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长官阎锡山设在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1938年拍摄了《风雪太行》和《华北是我们的》两部抗战纪录片）。
“中电”从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变之前，总共出品了53期杂志片《中国新闻》和几本军事教育片。这些影片主要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活动，其中不少是以反共为内容的宣传片，如《“青年”与红军作战经过》、《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电”暂时改变拍摄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摄《中国新闻》的同时也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杂志片《抗战实录》，前者主要报道后方动态及国民党政要的活动，后者主要记录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前线作战的情况。八一三事变后，“中电”从南京迁往芜湖，1938年初又迁往重庆，主要拍摄新闻片，如表现我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寇的《东战场》、《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活跃的西线》。1939年，“中电”拍摄了《胜利的前奏》和两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
“中制”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设在江西的“剿共”军事机构“南昌行营政训处”下辖的电影股，主要拍摄反共新闻纪录片，编辑在《电影新闻》中，抗战前已出品30多号。电影股移至武汉后改称“汉口摄影场”，经过改组扩充之后改称中国电影制片厂。武汉时期的“中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成了制作抗战新闻纪录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编辑成《抗战特辑》。在1938年9月武汉失守之前，“中制”从武汉迁至重庆，自1939年起增设新闻影片部，由郑君里负责。他在主持新闻影片部期间，拍摄了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报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以及他们的风俗人情、宗教活动，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献粮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开山修路的场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摄制遭到种种阻挠，“中制”和“中电”的进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战胜利前夕，罗静予将“中制”抗战以来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素材带到美国，与美国导演费兰克·卡普拉合作编辑了纪录片《中国之战》（卡普拉编导的七部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一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电影界也开始摄制抗战新闻纪录片。在香港拍摄的近百部抗战电影中，新闻纪录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长超过8000尺。香港拍摄的第一部大型抗战新闻纪录片是大观影片公司的《广州抗战记》（1937），记述了广州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共同抗战的情形。后来，又出现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保卫华南》，爱群影业公司的《西北江血战》，中国新闻社的《华南烽火》，建华影业公司的《厦门血战记》，华北新闻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战史》，国际影片公司编辑上映的《抗日战绩》、《八路军攻打平型关》，以及香港“青年摄影团”在延安拍摄的《延安内貌》（又名《西北线上》）。
从1931年至1945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是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共识，成为新闻纪录片的主流，许多机构或个人都拍过以此为主题的影片。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个时期表现其他内容的新闻纪录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如风光片（《万里长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体育片（《中外足球比赛》，1931；《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1935），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1933；《斩经堂》，1937），社会新闻片（《杨虎城阅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闻》，1935；《鲁迅先生逝世》，1936），企业纪录片（《中华之丝绸》，1932；《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1935；《胶济路客货运输设备及沿线风景》，1935），家庭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1934，刘呐鸥编导）。以上所列仅为30年代拍摄的部分影片，进入40年代之后这几类影片的数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五大片种之一，在三四十年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0年代，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教育电影推广处等机构热心于教育电影的制作，内容多为地理风光、国防常识、自然科学、工业生产、农事活动，其中的大多数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孙明经教授拍摄。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经江苏、山东、河北到达北平，又随西北考察团赴山西、察哈尔、绥远，沿途拍摄了数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摄的《农人之春》，此片参加了1937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并且获得国际农村影片竞赛三等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参加国际影赛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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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民纪录电影的兴起（1938—1949）
在中国当代史上，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涵。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主张抗日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人民电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和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人民电影开始于新闻纪录电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新闻纪录片。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到1938年才创办延安电影团。起初，袁牧之主持了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但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延安电影团进行拍摄活动的前后，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1938）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1938）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新四军的电影活动，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人民纪录电影成长于解放战争的洗礼中。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结束之后成立的西北电影工学队，继续为人民电影事业输送新鲜血。
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发展到983人。建国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电影厂时都从东影抽调干部，故东影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东影在成立之初确定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初期收复国土的战役中，东影和北影向全国派出的摄影队有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中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春，钱筱璋带领东影新闻片组的40余人于4月初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影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影。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影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影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战报》），1部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至4号。其中，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即将进入新时代。

E. 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目录

共和国记忆60年：编年纪事目录

翻开历史的篇章，我们从1949年的开创开始，那一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国家的新生与希望，1950年，家国梦的初绽，1951年，山河一色，和平的曙光初照。紧接着，1952年，我们迈向和平的进程，而1953年，岁月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既有光芒也有挑战。

1954年，光芒与梦魇交织，1955年，民生关注，天下大同。随后，1956年，黄金时代的到来，充满活力与希望。然而，激情与挫折并存，1957年纷纭世事，1958年乌托邦的梦想与现实碰撞，1959年至1960年，岁月的沧桑与变迁。

1961年，人民的力量如英雄般闪耀，1962年寂静的春天，反思与觉醒。接下来的几年，1963年凋谢与成长并存，1964年，文武之道交织，1965年，曲折与反思交织。进入动荡的时期，1966年至1969年，历史的洪流中，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

1970年，改革的先声开始响起，1971年，国家力量的飞跃。1972年，仿佛有了新的曙光，1973年，追寻命运的脚步未曾停歇。直到1976年，历史的转折点，1977年，新一代的中国力量崭露头角。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78年春天的序曲开启，1992年，春天的狂潮席卷，世界舞台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响亮。而2000年以后，我们继续迎接新的挑战，2008年，远方的呼唤，昭示着新的征程。

F. 陈播人物介绍

陈播，一位在中国电影事业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他的青年时期深受左翼思想的熏陶。1937年，陈播在董必武的引荐下，抵达陕西，参加了在西北举办的伊文思电影回顾展开幕式，并在战时青年训练班中学习。同年春天返回武汉，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青年救国会活动。

陈播在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先后担任过抗大文工团演员、编辑、宣传干事和文工团副团长，以及抗大七分校文工队队长。在1943年，他带领学员深入敌后进行宣传工作，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1945年，他担任晋绥军区宣传队队长和西北野战军战斗剧社副社长、社长，参与了延安和临汾的战斗，并执导了歌剧《刘胡兰》和话剧《九股山上的英雄》，还参与了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拍摄。

在新中国成立后，陈播的职务进一步提升，他先后担任西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1951年调任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即现在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在他的领导下，八一厂从以摄制16毫米教育片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以35毫米电影为主的多片种综合性制片厂。1966年，他遭遇挫折，但1976年初被任命为总政文化部顾问，并在1978年调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陈播的理论贡献也不容忽视，他撰写了《谈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问题》等文章，对电影创作领域有着深入的见解。1979年，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电影家协会第4届常务理事，继续在电影界发挥重要作用。1982年，他改任电影局顾问，同时负责电影部门的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并参与编写了大型电影史书《中国电影编年纪事》。

陈播是人名，同名的有中国电影事业家陈播、著名书法家陈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