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為什麼三大國際電影節影響力比奧斯卡弱這么多
奧斯卡獎，美國最悠久的獎項，1929年發起。
評選規則與歐洲三大電影獎的規則恰好相反，電影必須10月以前公開放映，哪怕是試映，只要是公開的就可以。
電影評選是由工會評選，最佳電影是由所有工會一起投票，6000人來選一部影片，最佳男女主角，就演員工會投，最佳導演，就導演工會投等。
獲獎名單也是加密的，必須等到頒獎現場才能打開。所以你說公不公平呢？
雖然在全世界都很火，但其實最初也是評選美國好萊塢的電影，所以再優秀的外國電影也不會獲得最佳電影獎，
特設了一個最佳外語獎，意義和最佳電影一樣（所以電影獎的最佳外語獎都是這個理由）
奧斯卡金像獎，正式名稱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英文名稱：Academy Awards，中文簡稱學院獎），世界著名電影獎項。
奧斯卡金像獎是美國一項表彰電影業成就的年度獎項，旨在鼓勵優秀電影的創作與發展，囊括了各種電影類型，有20多個不同的獎項，也是世界歷史最悠久的媒體獎項，已成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電影獎項。
㈡ 有關文化霸權的例子有什麼
例子如下：
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就是美國文化。好萊塢幾乎占據了全球電影業80-90%的市場份額。變形金剛、漫威英雄是全球所有人心中的偶像。搖滾樂、爵士樂等現代音樂基本上也來源於美國。NBA球星是全世界籃球迷的偶像。
文化霸權簡介
文化霸權，或稱「文化領導權」、「領導權」，其希臘文和拉丁文分別是egemon和egemonia。雷蒙德·威廉斯在《關鍵詞》（Keywords）中，從詞源學角度考察了「文化霸權」這一概念的產生與發展。
威廉斯指出，文化霸權這個詞最初來自希臘文，指來自於別的國家的統治者，到了十九世紀之後，它才被廣泛用來指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而到了葛蘭西手裡，這個詞又有了新的含義，被用來描述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支配關系。
㈢ 以電影為代表的視覺文化對人類生活的思維方式、感官方式造成了哪幾個方面的沖擊
影響
世界圖像這一概念，不足以分析已變化和正在變化著的情境。急劇倍增的形象不可能統一成一個單一的供知識分子靜觀的圖像。視覺文化試圖尋求在新的（虛擬）現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便把握對抗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危機和視覺爆炸的關鍵。
用米歇爾·德·塞托的話來說，視覺文化是一種戰術，而不是一項戰略，因為「戰術屬於戰略」。執行一種戰術要充分考慮到敵方的情況以及我們生活於其間的管制社會。盡管有人發現戰術的軍事含義不得要領，但可以說在持續的文化戰爭中，戰術對避免失敗卻是必要的。
恰如早先對日常生活的探索強調消費者從大眾文化角度為自己創造不同意義的方式一樣，視覺文化亦將從消費者觀點來仔細探究後現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心理、各種裂隙，以及抵抗的場所。
後現代對現實的解構不是在先鋒派的工作室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正如情境主義者從報紙上收集那些貌似常態但卻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樣，我們也能藉助大眾視覺媒體看到日常生活現實的大崩潰。
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像舍瑞`萊文（Sherrie Levine）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這樣的後現代攝影師，試圖通過徵用別人拍攝的照片對攝影的本真性提出質疑。
對攝影再現真實的理論的否定，已成了像《世界新聞周刊》這樣的雜志和其他更受人尊敬的出版物談論通俗文化的一個主要話題。
攝影在這樣一個可疑的社會風氣中發揮著效力：O.J.辛普森的律師很可能駁斥這樣一張照片是偽造的--照片顯示他的當事人穿著殺手穿的、不同尋常的鞋子，為此，他必須再找出另外三十張甚至更多的照片。單獨一張照片已無法代表真相。
同樣，某些人們看得特別痴迷的電視連續劇與現實也毫無共同之處。肥皂劇構造出相似的情景：一個失散已久的雙胞胎兄弟與家人重逢幾乎不會引起議論，一個人物的死亡也決不意味著他或她下周將不再回來。
用希區柯克的話來說，是因為肥皂劇是不真實的表演，而不管它表現什麼。肥皂劇也許是最為國際化的視覺形式，它博得了如俄國、墨西哥、澳大利亞和巴西等各個不同國家的全民性的關注。在全世界，真實的東西每時每刻都被顛覆著。
上面，利奧塔對康德崇高理論的修正贏得了普遍贊譽，這是沒有問題的。一方面，康德認為所有的非洲藝術和宗教都是「微不足道的」，因而都不屑一提，因為它們與他所想像的崇高相去甚遠。
但對於偏見極少的人們來說，非洲雕塑諸如渾身鐵釘的恩凱思（nail?ladennkisi）這樣的神靈形象，它們正是創造了崇高感融快感與痛感於一身，而且，非洲雕塑也是由展現不可見事物的願望所激發形成的。
視覺文化研究試圖描述馬丁·J.鮑爾斯（Martin J. Powers）所說的「一個微型（fractal）網路，其中充滿了來自全球的種種模式」。上述非洲雕塑的例子對這種研究方式形成了重大挑戰。然而，鮑爾斯並非簡單地為一個包括一切的全球性視覺形象網路辯護，而是強調了全球網路的力量差異。
今天，必須承認，視覺文化仍然是一個西方談論西方的話語，在那一框架內，正如大衛·莫利（DvaidMorley）提醒人們的，「重要的議題""是如何思考現代性，不是特指或必然指歐洲……只是碰巧如此」。
從歷史長河來看，歐洲美國人--用日本人的說法--在相對短期內支配了現代，這個時段可能正走向終結。簡言之，視覺文化的成敗可能有賴於它從跨文化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要面向未來，而不是把後視鏡般的人類學文化研究方法作為傳統，亦步亦趨。
(3)電影什麼霸權擴展閱讀
科斯洛夫斯基（德）在《後現代文化---技術發展的社會文化後果》P143提到「不是藝術應適應技術，而是技術的發展應適應文化及人文情境，這是當今所要求的」---這充分說明，後現代社會實際上在科技與人文的立場上採取了折衷的態度並力求在文化中尋求二者的平衡點，注重技術的精神含量。因此以「後工業為基礎的」後現代社會的研究（包括電影研究）有必要向文化研究視角轉移。
首先技術的進步在現代社會導致了功能主義的繁榮，這體現在現代建築的簡約風格與批量的廉價上，按科斯洛夫斯基的說法（P142），現代功能主義建築導致了兩個問題，一方面，「在六七十年代尚能有廣泛影響的美學風格，由於其力圖擺脫歷史主義的桎梏，是歷史的東西（建築的歷史文脈）正在危險的喪失，今天不僅成為平庸之作，而且愈益失誤」。
另一方面，現代的建築環境「使人們囿於一個技術的、遠離自然的、城市化的世界中」（如香港的水泥森林），這導致人與自然的隔膜，也使科技與人文關懷之間的平衡受到破壞，即「人自身必須不斷去適應技術或在技術中感到自己完全是多餘的」。
面對科技與功能主義對人文環境的異化，後現代電影或選取歷史、懷舊的場景來喚起觀眾對歷史感的審美興趣以承接社會文化的歷史血脈，或（刻意地）著力突顯影片建築與背景環境的非人文性特徵以襯出科技理性的冷漠與作者的焦慮。
在這個意義上說，後現代電影與後現代建築是殊途同歸的。雖然後現代建築傾向於在功能、審美與歷史地域文脈之間追求一個平衡點以表現建築發展的折衷，但後現代電影並不傾向於直接將這種折衷的思想映現其中，它與反襯的效果相比要單薄得多。
另外信息與傳媒技術的革新和發展也在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希爾指出，新的媒體科技至少在兩方面對人的社會經驗與主觀認識的重塑產生決定性效果。
一方面，媒介信息與圖像通過先進的跨區域傳播平台（e.g.Internet & satellites）的過剩散布正在逐步導致時空概念的空前壓縮與紊亂，並致使區域文化與個體身份認同的建構趨向於淡化其原本明顯的空間地域性特徵（如民族特色文化）。
這個趨勢很容易被聯繫到「全球化」概念的文化領域，並由此出現了後現代電影對待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國主義）的三重態度：
首先，後現代電影傾向於揭示（反對）理性的商品作為消費文化的符號對人性本真的抹殺。
其次，對文化全球化採取保守（容忍）的態度，通過電影中的雜揉、並置、空間重疊等手段，打著多元文化的幌子追求帝國主義文化的全球均質，把全球文化統置於西方的文化意識形態之下，有多元之形而無共榮之實，這雖有利於文化（後）殖民主義的推衍，卻也是揭露文化殖民本質的最佳映襯。
第三個態度就是面對文化全球化的趨勢，第三世界電影所採取的去同而求和的方針，同的反義詞是和，不是異，對於全球化與民族化來說，雙贏的結局不是同，而是和，也就是同中有異，異中求和。
新媒介與新技術的另一方面效果體現在人對社會文化、現實觀念的轉變上。按照Baudrillard的闡述，我們正越發地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中，在這里，以信息復制和圖像傳播為基礎的社會再生產秩序正逐漸代替以勞動力和物質生產為基礎的舊工業秩序。
圖像和信息符號正在成為我們了解現實的主要來源。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被復制和仿造了的世界中。我們無時無刻地被廣告、影視、信息爆炸所籠罩著並置身於「超現實」之中（1975）。對真實的證明顯得那麼不可能，因為我們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復製品而已。
從這個角度來看，電影對於復制的概念有著廣泛的理解和體現，小到對經典段落的模仿（或戲仿以突出其互文性的消解意義），大到對整個影片的時代背景的舊貌還原與歷史追溯，甚至是誇張地再現場景與話語環境……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引導我們對現實、歷史以及自身認識層面的再生產的真實性抱著一種懷疑的心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視覺文化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後現代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