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台灣新電影的介紹
指20世紀80年代台灣青年電影藝術家的電影革新運動，是台灣戰後一代新的文化精神的形象體現。台灣新電影作為一種藝術運動，是從1982年8月四位台灣電影屆新導演合作導演的影片《光陰的故事》開始的，其代表人物有楊德昌、侯孝賢、柯一正等。期間的代表作有《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冬冬的假期》等。
㈡ 影史考點 | 台灣「新浪潮」電影與香港「新浪潮」電影
中國電影的繁榮發展，源自於兩岸三地在電影改革運動中的共同努力與創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香港、台灣與大陸的電影人相繼發起新浪潮與新電影運動，使得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壇上嶄露頭角。香港的新浪潮與台灣的新電影各自展現出獨特的風格與走向，共同推動了中國電影的革新與繁榮。
香港新浪潮電影在1979年由徐克、許鞍華、章國明等人引領，他們以《蝶變》、《瘋劫》、《指點兵兵》等作品，打破了傳統電影模式，嘗試在技術、製作與包裝上進行大膽創新，並緊跟好萊塢的發展步伐。電影中的視覺效果充滿沖擊力，敘事結構也嘗試擺脫傳統，採用多重視點，以非戲劇性方式審視社會與人物之間的互動。這些特點使香港新浪潮電影在視覺與敘事上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台灣新電影始於1982年的《光陰的故事》，在風格上更為本土化，強調台灣的社會變遷與小人物的故事。新電影在敘事結構上追求情節淡化，使用長鏡頭與自然光，提供給觀眾新的觀影體驗。影片中的人物與故事取自於台灣社會的日常生活，通過小人物的視角展現台灣的歷史與文化。新電影的導演們嘗試與好萊塢保持距離，建立自己的電影典範，同時在題材與內容上探索台灣的歷史與文化。
台灣新電影與香港新浪潮電影在風格與走向上存在顯著差異。香港新浪潮電影努力靠近好萊塢，追求商業上的成功，而在台灣新電影中，導演們更傾向於本土化，思考台灣的過去與現在。在後續發展中，香港新浪潮電影在藝術性、社會性和政治性方面有顯著表現，但後勁不足；而台灣新電影在新浪潮式微後，作者們繼續努力，創作出了一些力作，如《悲情城市》等，標志著台灣新電影的真正成熟階段。
香港新浪潮電影與台灣新電影的出現，不僅推動了中國電影的革新與繁榮，也為國際影壇帶來了獨特的視角與風格。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兩地的電影生態環境與政策對電影運動的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新浪潮電影在80年代後勁不足，但它們對整體影業的革新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這是大陸與台灣新電影所難以比擬的。
㈢ 影史考點 | 台灣新電影中侯孝賢與楊德昌電影的異同
台灣新電影中侯孝賢與楊德昌電影的異同如下：
相同點： 重要地位：兩位導演都是台灣電影界的重要代表，對台灣新電影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不同點： 主題內容： 侯孝賢：側重於鄉土空間和個人體驗，電影充滿詩意與傷感，深入探討歷史與傳統文化。 楊德昌：則聚焦都市，探索現代都市人的成長歷程與群體狀態，作品呈現出強烈的批判意識和穿透感。 視角與思維： 侯孝賢：在鏡頭語言中秉持詩人情懷，其作品多帶有對鄉土的深情與眷戀。 楊德昌：則更偏向哲人思維，通過電影對現代都市社會進行深刻剖析和反思。 對儒家精神的態度： 侯孝賢：在電影中更多傳承和體現了儒家文化觀念，展現了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 楊德昌：則對儒家精神持有質疑態度，通過電影表達了對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的批判。
綜上所述，侯孝賢與楊德昌雖然都是台灣新電影的傑出代表，但他們在主題內容、視角與思維以及對儒家精神的態度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各自展現了台灣電影的獨特風貌。
㈣ 楊德昌與台灣新電影
正當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如火如荼，台灣也迎來一場電影革新。小野、吳念真和楊德昌等青年電影人進入台灣「中央電影公司」，受到香港新浪潮的啟發，開始革新台灣電影。這場台灣新電影運動從1982年持續到1986年。
不滿台灣電影的局限，王菊金和一些電影人決心提升藝術水平。他們嘗試拍攝奇情、鬼怪和寫實片，希望走出傳統電影的束縛。盡管壯志凌雲，但未能持續創新，很快消失在電影界。
香港新浪潮導演在1980年金馬獎的交流會上，給台灣電影人帶來了新視野。小野和吳念真因此被招入「中央電影公司」，旨在扶持新人。他們提出用短片合集組成電影的想法，最終誕生了台灣新電影的開山之作《光陰的故事》。
楊德昌放棄工程師工作，回歸電影行業，參與《十一個女人》的製作。通過這個項目，他被「中央電影公司」注意到，參與了低成本電影《光陰的故事》的創作。影片賣座，開啟台灣新電影的新篇章。
台灣新電影的創作者包括侯孝賢、楊德昌等，他們接受國外電影和理論的影響，創作出反映台灣社會和精神生活的作品。電影人如廖慶松等也對新電影觀念表示沖擊，侯孝賢則從與同行的交流中發展出個人風格。
1986年，台灣新電影運動的主要參與者聯合發表《台灣新電影宣言》，對當時電影政策、傳播體系和評論體系提出質疑。這場運動初期導演合作緊密，但隨著《宣言》的發表，各自風格確立，合作逐漸減少。
台灣新電影運動以革新台灣電影為目標，通過年輕電影人的努力，創造了一系列反映時代和社會的作品。這場運動不僅推動了台灣電影藝術的發展，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