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兒童電影編年紀事

A. 北影紀事內容簡介

《北影紀事》是一部詳盡描繪北京電影製片廠60年歷史的著作。它首先聚焦於該廠的代表性作品、創作人員及決策領導者，以此呈現北影的獨特風采。接下來，書中梳理了北京電影製片廠自創建、發展直至轉制過程中的關鍵實施步驟。最後，通過線性描述與代表性人物訪談，將產業、創作及人事變動的過程予以全面展現，讓讀者得以深入了解北影的演變歷程。

書中首章從標志性作品入手，通過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及其背後的故事，展現了北影在電影藝術領域的創新與成就。同時，作者深入挖掘了這些作品背後創作人員的辛勤付出與獨特才華，以及他們在電影創作過程中的思想碰撞與藝術追求。此外，決策領導者們在藝術與商業之間的平衡與抉擇，也是書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他們對北影發展方向的引領與決策，對電影產業格局的影響，都得到了深入探討。

接著，書的第二部分聚焦於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發展脈絡。從建廠初期的艱難起步，到後來的蓬勃發展，再到面對市場與技術變革時的轉制調整，作者以翔實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描繪了北影在不同時期的挑戰與機遇。這一部分不僅回顧了北影的歷史，更揭示了中國電影產業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演變軌跡，為讀者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視角。

最後一部分以訪談的形式，邀請了多位北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包括藝術家、導演、編劇、製片人等，分享他們的親身經歷與獨特見解。通過這些訪談，讀者可以近距離感受到北影人的藝術熱情、創作激情以及對電影事業的執著追求。訪談內容涵蓋了個人成長、作品創作、藝術理念等多個維度，展現了北影人對電影藝術的深刻理解和獨特貢獻。

《北影紀事》不僅是一部關於北京電影製片廠的歷史文獻，更是對中國電影產業60年發展歷程的一次深度回顧與思考。它以豐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生動的訪談，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全面、立體的北影形象，也為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和獨特視角。

B. 八一電影製片廠湖北分廠的歷任廠長

1951年3月,總政治部以軍事教育電影製片廠名義開始籌建軍隊的電影廠，1952年8月1日正式建廠，命名為解放軍電影製片廠，1956年更名為八一電影製片廠。迄今已經有六十周年的歷史，這六十年裡，八一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據製片人王立君介紹，六十年裡，許多老前輩擔任過廠的領導，為八一廠的建設奉獻了一生，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1、司徒慧敏（1952-1953期間任廠長）
司徒慧敏（1910年2月16日－1987年4月4日），廣東省開平縣赤坎永堅樓東閘村人，原名司徒柱，中國著名電影技術專家及導演。他曾經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技術委員會主任及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
1928年赴日本學習美術，參加了夏衍等組織的左翼藝術家同盟。1930年回國。1931年與堂兄司徒逸民合作研製成功「三友式」電影光學錄音機，是中國最早製造的錄音機之一。1933年，成為以夏衍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電影小組的成員。此後，他導演了《自由神》、《血濺寶山城》、《游擊進行曲》、《白雲故鄉》等影片，並為《姊妹花》等片錄音。1946年赴美國學習電影製作，並導演了紀錄片《中國民族舞蹈》，該片獲1948年愛丁堡紀錄電影節優秀獎，同年被美國紐約布魯克林音樂舞蹈學院評為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
1952，司徒慧敏在接到回國指示之後很快就回到離開6年的祖國的懷抱。回來之後，他被建國初期祖國建設的蓬勃朝氣所激勵，決心為此貢獻出自己全部的熱情和力量。擔任電影技術和事業方面的領導工作。這一年4月，司徒慧敏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關部門籌建八一電影製片廠，並編導了我國第一部大型彩色紀錄片《八一運動會》。該片在「1949～1955年國家優秀影片評獎」中獲得三等獎，重要的是，此片為八一電影製片廠培養了大批專業的創作及技術人員。
1953年，司徒慧敏參與主持制定了中國電影事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6年之後，司徒慧敏擔任中國電影局副局長、中國電影科學所所長，長期奔波於西安、廣州、成都等地為電影製片廠選廠址，並規劃和參與電影洗印廠以及上海、南京等電影機械廠的建設工作。他為中國電影工業的建設和發展，起到了一個拓荒牛的作用。1965年，司徒慧敏還參加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拍攝領導工作，與相關工作人員一起研究拍攝計劃。
1987年4月4日，著名電影藝術家司徒慧敏在北京逝世。
2、陳播（1952-1966年期間任廠長）
陳播青年時代深受左翼思想影響。1937年，他經董必武介紹，到達陝西，在西北戰時青年訓練班學習。1938年春回到武漢，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漢青年救國會活動。同年，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介紹赴延安，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軍事，曾在袁牧之導演的影片《延安與八路軍》中扮演進步青年角色。
陳播1939年1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抗大文工團演員、編輯、宣傳幹事、抗大二分校文工團副團長，抗大七分校文工隊隊長。1943年帶領學員深入敵後做宣傳工作，1945年任晉綏軍區宣傳隊隊長，西北野戰軍戰斗劇社副社長、社長。國共第三次內戰期間，任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戰斗劇社社長，帶領劇社人員參加了延安和臨汾的戰斗，導演歌劇《劉胡蘭》和話劇《九股山上的英雄》，參加拍攝大型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
陳播後任歷任西南軍區文化部副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1951年調任解放軍電影製片廠（後改為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1952年5月2日抵京就任。1966年5月被打倒。將八一廠從最初設計的以攝制16毫米電影為主的教育片廠，發展為以攝制35毫米電影為主的多片種綜合性製片廠。1976年初被任命為總政文化部顧問，1978年調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1982年改任電影局顧問，文化部電影委員會委員。並主持電影部門的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工作，編寫大型電影史書《中國電影編年紀事》
3、陳亞丁（1952-1953年期間任廠長）
陳亞丁，1920出生，黑龍江哈爾濱人。1936年讀中學時流亡到上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1938年調皖南新四軍軍部任《抗敵》編輯、戰地服務處通訊科負責人，皖南事變後任師及軍區宣傳幹事、科長、副部工，1945年後曾任松江軍區宣傳部長、東北軍區和四野宣傳部副部長，1949年後歷任中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總政文化部文藝處第二處長，《解放軍文藝》主編，總政文化部副部長。1936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詩《滿洲進行曲》、《戰火頌》、《游擊隊》等。
4、張少庭（1966-1968期間任廠長）
張少庭，陝西延長人。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延長縣鄉蘇維埃政
1979年,張少庭重返大青山根據地和老鄉交流府主席、共青團延長縣委組織部部長、延長縣青年救國聯合會主任、中共歸武縣委書記、歸武縣縣長兼縣大隊政委、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緝私大隊教導員、第一野戰軍騎兵第二旅政治部副主任。建國後，歷任騎兵學校政治部主任，公安軍文化部部長，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友好工作部部長，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文化部處長，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兼電影製片局局長，陝西省軍區副政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曾獲二級解放勛章。
1966年文革開始時，總政委派文化部副部長張少庭組成文革工作組進駐八一電影製片廠。當時進駐八一廠的總政工作隊共6人，帶隊組長是總政文化部副部長張少庭；副組長是宋尚戟、那狄；組員有：鍾寰、支水山、宮潔民。1966年12月，總政根據形勢需要決定撤銷工作組，原工作組組長張少庭改任八一廠廠長，副組長宋尚戟、那狄改任副政委，組員鍾寰改任行政處長，宮潔民改任演員劇團團長。
1968年，文藝界鬧得很混亂，於是八一廠被軍管（軍隊單位被軍隊單位軍管，想起來都可笑）。從60軍派人來擔任領導。
5、彭勃（1968-1975期間任廠長）
彭勃當時任60軍政治部主任，是當時的總政主任李德生親自點將點來的。
彭勃1921年生於山東莘縣一個貧苦農家。當日寇的鐵蹄踏進我華北大地，慘無人道地對中國百姓燒殺擄掠，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1938年8月，年僅17歲的彭勃懷著對日本鬼子的滿腔仇恨，毅然決然地參加了抗日隊伍。他一到部隊，心中燃燒著復仇的烈火，發揚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與敵人展開了頑強的斗爭，每戰必沖鋒陷陣。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引下，他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身經百戰，成長為人民解放軍優秀的指揮員。他歷任連指導員、營教導員、旅作訓科長、團政委、師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師政委、60軍政治部主任、八一電影製片廠革委會主任兼黨組書記、廠長，軍政委、江蘇省軍區政委等職。榮獲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獨立勛章；1955年被授予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88年被授予二級獨立功勛榮譽章。
6、劉佳（1975-1978期間任廠長）
劉佳，筆名劉笳（1916 —2001），遼寧海城人；劉佳同志1916年11月生於遼寧海城，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7年參加八路軍，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幹事、晉察冀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副社長，協理員、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團長、文化部部長、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
劉佳同志1939年開始發表作品，是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劇協第一至四屆委員；曾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作品有話劇《到山那邊去》、歌劇《不要殺他》、《晉察冀之歌》；導演話劇《戰斗里成長》、《槐樹庄》等；2001 年12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7、張景華（1978-1985年期間任廠長）
張景華，（1916－－1991）江蘇淮陰人。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參加新四軍。曾任中共豫皖蘇區委秘書，新四軍第四師宣傳科副科長兼新華通訊社淮北支社主任，華東野戰軍縱隊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第七兵團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參加了宿北、淮海、渡江等戰役。建國後，任兵團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回國後，歷任總政治部八一雜志社副總編輯，1960年-1966年任八一電影製片廠政委，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館長、政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兼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中國影協第三屆常務理事。曾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 1955年授大校銜。
8、蕭穆（1985-1992年期間任廠長）
蕭穆潮陽市（今屬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人，原名蕭宏志。祖籍潮陽市（今屬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的銅盂鎮。1929年生於浙江省嘉興。
1948年9月在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就讀，1949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事政治大學。畢業後先後在第二野戰軍政治部、西南軍區後勤部政治部、八一電影製片廠任職。70年代後，從事電影文學編輯和創作工作。
1985年3月任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負責組織革命戰爭歷史巨片《大決戰》（3部6集）的創作、攝制等工作，歷時6年。與他人合作的電影文學作品有《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巴山兒女》、《映山紅》等。曾獲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榮譽功勛章及解放大西南榮譽紀念章；在八一電影製片廠立三等功一次。獲《大決戰》特殊貢獻獎。
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主席團委員、中國電影製片協會常務理事。電影權益保護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理事。 1992年9月在北京離休。
9、王曉棠（1992-1998年期間任廠長）
王曉棠，原籍江蘇南京。1934年1月4日生於河南開封，幼年時代隨父母遷居重慶。因受家庭熏陶，從小就拜師學唱京劇。初中時已學會「鐵弓緣」、「驚夢」等許多唱腔。1948年舉家遷居杭州。次年畢業於浙江省立中專，繼續自學京劇。1952年參軍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文工團京劇團，次年調入總政話劇團。1958年正式調入八一電影製片廠。「文革」中受沖擊，復員到林場勞動6年，1975年平反。1984年起任導演。1988年任八一電影製片廠副廠長。1992年9月起任廠長，後兼任黨委書記，1998年8月當選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1988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93年7月晉升少將。
10、鄭振環（1998-2001年任廠長）
鄭振環，1943年12月生人，祖籍是天津武清。他從小就愛好廣泛，畫畫，演小戲，說快板，體育，樣樣都好，很小的時候就在一些報刊上發表作品，對學習充滿興趣。大哥當時在民主德國大使館工作，知道他喜歡文學，就把國外的小說買來翻譯成中文給他看，外國文學對他影響很大。鄭振環是60年代的大學生，開始考上了哈軍工，學理工的，由於在藝術才能上過人，被解放軍藝術學院選中，經過幾番周折，與軍事藝術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他又上了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他雖然是軍人，但沒扛過槍打過仗。卻在軍事藝術領域有著頗高的造詣，在銀幕上、教學講台上、話劇舞台上施展著他的才華，是國家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貼的藝術家之一。他搞話劇很有名，早在80年代，他編劇的《三個人的冰山》、《摸天》，特別是他的《天邊有一簇聖火》，是描寫和平年代的軍人生活的，被稱為戍邊將士的無私奉獻的頌歌。
鄭振環將軍曾擔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戲劇系教員、解放軍藝術學院創研室研究員、《解放軍藝術》雜志主編、總政話劇團團長、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現任中央電影電視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國話劇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副會長，是國家一級編劇，少將軍銜。曾創作過《江淮風雲》、《軍營笑聲》等多部話劇作品。從事影視創作以來，在三十餘部影視片中擔任過編劇和藝術指導。
作為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自1997年上任以來，策劃出品了大型紀錄片《較量》、《東方巨響》、《揮師三江》，故事片《大進軍—大戰寧滬杭》、《沖出亞馬遜》等一批優秀影片。
許多人是看著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長大的，如《野火春風斗古城》、《柳堡的故事》、《林海雪原》、《閃閃的紅星》等影片老百姓都喜歡看。鄭振環將軍，去八一電影製片廠當廠長很偶然，那是1997年，本來他應該去解放軍藝術學院當院長，就因為晚報到了一天，就去了八一廠當了廠長（在這之前任總政話劇團團長）。當時八一廠處於不景氣狀態，他去後，組織拍攝的大型紀錄片《較量》、《東方巨響》、《揮師三江》轟動了全國，得到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大大壯了中國人的志氣。緊接著又拍了故事片《大進軍—大戰寧滬杭》，是解放戰爭三個系列片《大轉折》、《大決戰》最後一部。在風格上作了探索，注重了敘事性和紀實性，採取真人回憶的手法，有很多細節都是他親自寫的。這部電影突破了以往軍事題材電影的格調和形式，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華表獎、金雞獎，基本上中國電影方面的大獎該得都得了。前幾年在全國熱映的《沖出亞馬遜》，是他策劃的。本片取材於1999年8月至11月，我軍空降兵特種兵大隊兩名年輕軍官被派往南美洲委內瑞拉接受國際軍事組織舉辦的「獵人學校」訓練的親身經歷，經過藝術加工提煉，塑造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軍人豪邁地走向世界的嶄新形象，是一部揚國威、壯軍威的當代現實題材影片。雖然鄭振環將軍剛剛從八一電影製片廠退下來不當廠長了，但他對軍事題材的電影抱有一生執著，對中國電影前景充滿信心。談到中國電影目前的困境時，他說中國電影要繼承老祖宗留下的好的東西，但決不能把它當做一個繩索，把自己束縛住了，不敢往前想，但大的規則不變，文學是人學，電影就是寫人，包括紀錄片也一樣，也是寫人的。
11、明振江（2001-2012任廠長）
明振江，1969年入伍，歷任電影放映員、文化工作站站長、影視局局長、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等職。1976年北京軍區炮兵政治部 1990年 總政治部文化部 1997年 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 現任：中國電影家協會第七屆理事 1969年兼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常務理事，2007年榮獲「華表獎」優秀出品人獎，2008年榮獲中國廣播電視協會電視製片委員會「十佳」優秀出品人獎。
12、黃宏：2012年4月，小品演員黃宏被任命為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黃宏1992年進入總政歌舞團，任小品喜劇藝術團副團長，小品喜劇藝術團團長，為總政一級演員(副軍級待遇)。2007年11月出任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2010年10月任八一電影製片廠副廠長,現為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

C. 彭小蓮個人經歷

彭小蓮在1986年導演了《我和我的同學們》，該片真實生動地展現了當代中學生的生活，塑造了鮮明個性的中學生形象，整體構思完整，鏡頭運用、畫面構圖、聲音造型和節奏掌握自然流暢，展現了彭小蓮的專業技巧和藝術才華。該片獲得「童牛獎」優秀兒童少年故事片獎和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兒童故事片獎，彭小蓮也獲得了「童牛獎」優秀兒童少年故事片導演獎。

1987年，彭小蓮導演了《女人的故事》，影片通過三個農村婦女出門掙錢的故事，反映了改革開放時代對婦女的影響。幾個主人公性格豐滿、朴實自然，與以往同類影片中的婦女相比，思想、觀念和身份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具有極大的社會現實意義。該片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創新之處，是表現婦女生活與命運的佳片。

1989年，彭小蓮前往紐約大學電影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並在一年後申請就讀學位，暫時告別中國影壇。九十年代，彭小蓮回國擔任獨立電影製片人，並繼續從事導演工作。1996年，她參與改編了影片《我也有爸爸》，獲得極大成功。同期，她獨立執導了《犬殺》，通過一起離奇事件引發的謀殺案，展現了清潔曲折的情節，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1998年，為紀念上海解放50周年，彭小蓮執導了《上海紀事》，從獨特的角度反映了上海解放這一重要歷史轉折時期，描繪了中國共產黨接管特大都市的有力措施。彭小蓮熟練的電影表現手法使影片藝術地再現了這段難忘的歷史，成為上影完成的第一部國慶50周年獻禮佳作，獲得中國電影華表獎最佳故事片獎。《上海紀事》、《美麗上海》、《上海倫巴》被稱為彭小蓮作品中的「上海三步曲」，《上海倫巴》春節上映。

彭小蓮，1953年6月出生，湖南茶陵人，中國電影導演。彭小蓮曾在江西插隊九年，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後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從事導演工作。 彭小蓮的作品大多以女性為主人公，她注重於女性在新時期個性的釋放的表達，特別是能細膩入微地傳達女性的內心情感變化，又能觸及到與此相關的社會根源性問題。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具有一定深度，受到專家和觀眾的肯定和歡迎。

D. 早期中國彩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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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國紀錄電影的開端（1905—1921）
電影在發明不久就傳到了中國。1895年12月28日，法國人路易·盧米埃爾在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的印度沙龍內放映了《工廠大門》、《火車到站》等影片，這一天是世人公認的電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開始，盧米埃爾陸續派遣了近百名攝影師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這些攝影師涉足過南極洲之外的各個大陸，拍攝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國拍攝的影片，電影正是在這個時期傳入中國的。
根據記載，1896年8月11日是中國最早放映電影的日子。這一天，上海徐園的「又一村」茶樓放映了多部外國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現了電影放映活動，一個美國電影放映商在前門打磨廠福壽堂放映電影。1904年，電影放映活動由民間進入宮廷。在慈禧太後70壽辰之際，英國駐北京公使向宮廷進獻放映機一架和影片數套祝壽，放映過程中由於摩電機突然炸裂，慈禧認為此物不吉祥，清宮內從此不準放電影。然而，此事並未阻止電影在中國的傳播。
最早在中國放電影的是外國人，最早在中國拍電影的也是外國人。自電影傳入中國到辛亥革命，外國人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期間，不少外國攝影記者來到北京拍攝紀錄片。1904年，在發生於中國滿洲旅順口的日俄戰爭期間，也有外國攝影記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國長期從事拍片活動的是義大利人阿歷克·勞羅，他於1907年來到中國經營電影放映，後來從事拍片活動，拍過《上海第一輛電車行駛》、《西太後光緒帝大出喪》、《強行剪辮》、《上海風景》等短片。
盡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確鑿的證據，但大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國人拍攝電影的活動開始於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開設在北京琉璃廠土地祠的豐泰照相館拍攝了記錄京劇名角譚鑫培表演京劇《定軍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軍山》。稍後，譚鑫培表演《長板坡》等劇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據說，直到1909年遭到火災之前，豐泰照相館的拍片活動一直沒有中斷，而且為了適應無聲電影的特點，這些影片選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動作較多或富於表情的場面。
中國人較早攝制的新聞片是《武漢戰爭》（1911）和《上海戰爭》（1913）。前者記錄了辛亥革命時期武昌起義的幾次重大戰役，而且不久即再現於銀幕，深受歡迎；後者記錄了上海各界為聲討竊國大盜袁世凱而進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場面，於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與故事片《難夫難妻》（中國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時映出，被稱為「空前絕後的活動影戲」，連映數天。這兩部影片是中國人藉助外國影片公司的設備拍攝的，中國電紀錄電影的發展有還待於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資產階級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務印書館開始關注電影，於1918年設立活動影戲部，攝制的影片分為5類：風景片、時事片、教育片、古劇片、新劇片，其中前4類均可歸入新聞紀錄片的范疇。風景片如《上海龍華》、《浙江潮》、《普陀風景》、《北京名勝》介紹了祖國的風景名勝，新聞片如《歐戰祝勝遊行》、《東方六大學運動會》、《第五次遠東運動會》報道了新聞事件，教育片如《女子體育觀》、《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嚴肅的內容，古劇片《春香鬧學》、《天女散花》、《琵琶記》記錄了梅蘭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劇片段。1926年，商務印書館影戲部改組為國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動持續到1927年。
1919年，幾位民族資本家集資興辦了專營電影的公司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飯桶》，該公司拍攝的均為紀錄片，包括戲曲片、新聞片、風景片。戲曲片《四傑村》是該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後不僅在國內放映而且運往美國放映。此後，它還拍攝了新聞片《周扶九大出喪》、《張季直先生的風采》、《聖約翰與南洋球賽》、《南京的警政》，風景片《矮子墳》（南通古跡）、《南京風景》。這些影片均攝於1921年，總體來說沒有引起很大關注，但它拍攝於1923年的新聞片《國民外交遊行大會》受到廣泛歡迎，該公司在拍完此片後宣告停業。
電影與資本密切相關，沒有資本就沒有電影，資本的狀況決定著電影的狀況。20世紀初，中國電影的製作主體是民族資本家，由於當時的中國民族資本薄弱，攝制影片的數量有限，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國在1905年到1921年攝制的新聞紀錄片僅30多部。「紀錄片」這個用語是後世對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籠統稱謂，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故事片還是紀錄片都被稱為「影戲」，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現「新聞影片」的說法，「紀錄影片」的說法大約出現於30年代初期（較早見於1931年出版的梁實秋主編的《實用英漢詞典》）。電影在誕生之後的很長時間內被當作「新奇的玩意」對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統人士和統治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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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新聞紀錄電影的發展（1921—1931）
20年代，隨著民族資本紛紛投資電影業，中國電影獲得了較大發展。盡管這種發展是混亂、艱難甚至畸形的，但對30年代民族電影的繁榮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這個時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進了新聞紀錄電影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新聞紀錄片的數量比過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現了大型文獻紀錄片，蘇聯紀錄電影工作者的來華拍片改變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格局，對國外新聞紀錄電影發展狀況的介紹和討論促使中國電影工作者開始關注新聞紀錄電影，人類學紀錄片初現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資本投資的影片公司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而且這些公司往往是從拍攝新聞紀錄片開始的。20年代，約有20多家公司拍過100多部新聞紀錄片。與以前相比，不僅影片數量有所增加，而且許多影片已不只是對旅途風光或新奇景觀的掃描，還將鏡頭對准重大社會事件，使新聞紀錄電影擺脫了卑微地位，獲得了上層人士的關注。這個時期，拍攝新聞紀錄片最多的幾家影片公司分別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對20年代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貢獻最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創始人黎民偉可謂中國紀錄電影史上第一個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創建和主持人我鏡劇社期間拍攝了故事片《莊子試妻》，由於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與當時大多數把電影當作娛樂或賺錢工具的電影商人不同，黎民偉認為電影不僅能供人娛樂，而且能移風易俗，輔助教育，改良社會，明確提出了「電影救國」的口號，並在當時中國電影業遠離中國革命的情況下，拍攝了大量表現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新聞紀錄片。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黎民偉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就任大總統》。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親自擔任攝影師拍攝了有關的新聞片。此後，他又相繼拍攝了《孫中山為滇軍幹部學校舉行開幕禮》、《孫中山先生北上》、《孫大元帥檢閱廣東全省警衛軍武裝警察及商團》、《孫大元帥出巡廣東北江記》等。孫中山去世之後，他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先生出殯及追悼之典禮》（1925）和《孫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記》（1926）。後來，他將以往拍攝的影片匯編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大戰記》（1927），並於1941年重新編輯了此片的有聲版，名為《勛業千秋》。黎民偉在20年代拍攝的其他新聞紀錄片還有：《世界婦女節》（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國葬禮》（1924）、《廣東全省運動會》（1925）。
由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北伐戰爭在當時產生的重要影響，還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攝了相關的新聞紀錄片，如長城畫片公司的《孫中山陵墓奠基記》（1926），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記》（1927）、《總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戰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軍北伐記》（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軍戰史》（1927），上海影戲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總理奉安紀念》（1929）。
與從前相比，20年代新聞紀錄片的內容豐富了許多。除了北伐戰爭，還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新聞片《五卅滬潮》、《上海五卅市民大會》、《滿天紅時事展》，以及反映當時其他重大社會事件的新聞紀錄片，如復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濟南慘案》（1928）、《張作霖慘案》（1928）。有些影片記錄了知名人士的活動，如《孫傳芳》、《盧香亭》、《吳佩孚》、《馮玉祥》、《張學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當年拍攝了多部新聞紀錄片，如《滬太長途汽車遊行大會》、《愛國東亞兩校運動會》、《徐國梁出殯》、《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萬國商團會操》。
早期來華拍電影的外國人幾乎全部來自資本主義國家，20年代中期兩位蘇聯電影工作者的到來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先後來到中國拍攝了兩部新聞紀錄片：《偉大的飛行與中國國內戰爭》（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編導）反映了蘇聯自製飛機考察隊首次從莫斯科途經蒙古到中國的飛行，《上海紀事》（1927，雅科夫·布里奧赫編導）表現了第一次國內戰爭後期上海的生活和斗爭。
20年代，人類學紀錄片在中國初現端倪。據說，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是首次來到中國拍攝人類學紀錄片的外國人，他從1927年開始率領一個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聯合考察隊對中國西北部進行了8年的考察活動，拍攝了大量活動影像資料。瑞典考古學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來到中國，利用電影記錄了自己在中國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見所聞，對塞外風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飾等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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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抗戰紀錄電影的繁榮（1931—1945）
經過20多年的實踐，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獲得了初步發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聲電影的問世使新聞紀錄電影的表現手段趨於完善。國民黨政府越來越重視新聞紀錄電影的作用，不僅加強對民營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營影片公司。進入30年代，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新聞紀錄片的重大影響，在艱苦的條件下建立了自己的電影機構，開始拍攝新聞紀錄片。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配合侵略中國，由派人到中國拍攝新聞紀錄片發展到在中國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圖控制中國的電影業。這個時期，其他一些國家的電影機構也派人來到中國拍片，這些影片向世界報道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活動。
1931年到1937年，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的主體是民營影片公司。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上海的許多影片公司都認識到了拍攝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意義，紛紛派出攝制組奔赴戰場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戰》、《十九路軍血戰抗日》、《上海之戰》，聯華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暴日禍滬記》、《凇滬抗日將士追悼會》，天一的《上海浩劫記》。中小公司也拍攝了抗日新聞紀錄片，如《十九路軍光榮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敵血戰史》（亞細亞影片公司）、《淞滬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戰史》（慧沖影片公司）、《中國鐵血軍戰史》（錫藩影片公司）。這些影片均拍攝於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戰》和聯華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是兩部內容豐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滬戰爭結束後，一些影片公司和個人趕赴北方戰場，繼續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反映東北戰場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東北義勇軍抗日戰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東北義勇軍抗日血戰史》（1932）和遼吉黑後援會的《東北義勇軍抗日記》（1933）；反映熱河戰場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熱河血戰史》（1934）、慧沖影片公司的《熱河血淚史》（1934）以及張漢忱的《榆關大血戰》（1934）和《長城血戰史》（1934）；反映綏遠戰場的有西北影業公司的《綏蒙前線》（1937）、新華影業公司的《綏遠前線新聞》（1937）。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方面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的主要機構是兩個官營電影機構：中央電影攝影場（簡稱「中電」）和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制」），以及一家半官營性質的影片公司，即國民黨的地方行政長官閻錫山設在太原的西北影業公司（1938年拍攝了《風雪太行》和《華北是我們的》兩部抗戰紀錄片）。
「中電」從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變之前，總共出品了53期雜志片《中國新聞》和幾本軍事教育片。這些影片主要報道了國民黨政府的官方活動，其中不少是以反共為內容的宣傳片，如《「青年」與紅軍作戰經過》、《中央剿匪宣傳大隊》。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戰，「中電」暫時改變拍攝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攝《中國新聞》的同時也開始拍攝以抗戰為內容的雜志片《抗戰實錄》，前者主要報道後方動態及國民黨政要的活動，後者主要記錄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前線作戰的情況。八一三事變後，「中電」從南京遷往蕪湖，1938年初又遷往重慶，主要拍攝新聞片，如表現我國軍隊在正面戰場抵抗日寇的《東戰場》、《克復台兒庄》、《抗戰第九月》、《活躍的西線》。1939年，「中電」拍攝了《勝利的前奏》和兩部記錄「重慶大轟炸」的影片。
「中制」於1938年在武漢成立，前身是1935年國民黨設在江西的「剿共」軍事機構「南昌行營政訓處」下轄的電影股，主要拍攝反共新聞紀錄片，編輯在《電影新聞》中，抗戰前已出品30多號。電影股移至武漢後改稱「漢口攝影場」，經過改組擴充之後改稱中國電影製片廠。武漢時期的「中制」，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成了製作抗戰新聞紀錄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編輯成《抗戰特輯》。在1938年9月武漢失守之前，「中制」從武漢遷至重慶，自1939年起增設新聞影片部，由鄭君里負責。他在主持新聞影片部期間，拍攝了大型紀錄片《民族萬歲》，報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區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事跡以及他們的風俗人情、宗教活動，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為前方將士捐獻糧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嶺中開山修路的場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後，由於蔣介石多次發動反共高潮，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攝制遭到種種阻撓，「中制」和「中電」的進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戰勝利前夕，羅靜予將「中制」抗戰以來拍攝的新聞紀錄片素材帶到美國，與美國導演費蘭克·卡普拉合作編輯了紀錄片《中國之戰》（卡普拉編導的七部系列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的一部）。
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電影界也開始攝制抗戰新聞紀錄片。在香港拍攝的近百部抗戰電影中，新聞紀錄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長超過8000尺。香港拍攝的第一部大型抗戰新聞紀錄片是大觀影片公司的《廣州抗戰記》（1937），記述了廣州各階層人民動員起來共同抗戰的情形。後來，又出現了大中華影片公司的《保衛華南》，愛群影業公司的《西北江血戰》，中國新聞社的《華南烽火》，建華影業公司的《廈門血戰記》，華北新聞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戰史》，國際影片公司編輯上映的《抗日戰績》、《八路軍攻打平型關》，以及香港「青年攝影團」在延安拍攝的《延安內貌》（又名《西北線上》）。
從1931年至1945年，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是多數中國電影工作者的共識，成為新聞紀錄片的主流，許多機構或個人都拍過以此為主題的影片。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這個時期表現其他內容的新聞紀錄片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如風光片（《萬里長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體育片（《中外足球比賽》，1931；《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1935），戲曲紀錄片（《四郎探母》，1933；《斬經堂》，1937），社會新聞片（《楊虎城閱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聞》，1935；《魯迅先生逝世》，1936），企業紀錄片（《中華之絲綢》，1932；《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1935；《膠濟路客貨運輸設備及沿線風景》，1935），家庭紀錄片（《持攝影機的人》，1934，劉吶鷗編導）。以上所列僅為30年代拍攝的部分影片，進入40年代之後這幾類影片的數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務印書館影戲部的五大片種之一，在三四十年代獲得了很大的發展。30年代，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南京金陵大學、上海教育電影推廣處等機構熱心於教育電影的製作，內容多為地理風光、國防常識、自然科學、工業生產、農事活動，其中的大多數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學理學院的孫明經教授拍攝。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經江蘇、山東、河北到達北平，又隨西北考察團赴山西、察哈爾、綏遠，沿途拍攝了數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攝的《農人之春》，此片參加了1937年的布魯塞爾萬國博覽會，並且獲得國際農村影片競賽三等獎，這是中國紀錄片首次參加國際影賽並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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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民紀錄電影的興起（1938—1949）
在中國當代史上，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內涵。抗日戰爭時期，一切主張抗日的人都屬於人民范疇；解放戰爭時期，一切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人都屬於人民范疇。人民電影事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立和成長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密切配合了黨的中心任務。人民電影開始於新聞紀錄電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製作的影片絕大多數是新聞紀錄片。
人民紀錄電影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為世人矚目之地，大批滿懷抗日救亡熱情的文藝工作者來到這里。中國共產黨向來重視電影的宣傳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紅軍長征途中，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電影機構，直到1938年才創辦延安電影團。起初，袁牧之主持了電影團的創作活動，他在人力不足和設備簡陋的情況下開始了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工作。雖然此片未能完成，但從當時的拍攝情況和編導的總體構思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氣勢恢弘的影片。
在吳印咸主持工作期間，延安電影團拍攝了新聞素材《晉察冀軍區三分區精神總動員大會》、《聶榮臻司令員檢閱自衛隊》、《晉察冀軍區歡送參軍》、《敵後報紙〈新長城報〉》、《敵後織布廠》、《唐縣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電影團拍攝了另一部長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即《南泥灣》），反映了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荒和生產的情況。此後，電影團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拍攝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1942）、《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等新聞素材。這些新聞片和素材雖然數量不多，但發揮了新聞片的宣傳鼓動作用。
在延安電影團進行拍攝活動的前後，多位外國記者來到陝北，拍攝了表現延安生活的新聞紀錄片和素材，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訪問延安時拍過一些新聞電影素材，美國攝影師哈利·鄧漢姆在這里拍攝了紀錄片《中國要給予還擊》（1938），蘇聯攝影師羅曼·卡爾曼的紀錄片《中國在戰斗》和《在中國》（1938）也拍攝了延安的場面。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國拍攝《四萬萬人民》（1938）期間，由於未能實現去延安拍攝的願望，便將一台攝影機和數千英尺膠片通過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贈送給延安電影團。
1945年，拍攝新聞紀錄電影的活動也在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起來。新四軍拍攝了新聞片《彭雪楓師長追悼會》，紀錄片《新四軍騎兵團》、《新四軍的部隊生活》。新四軍在拍片活動的同時還開展了電影放映活動，為戰士和群眾服務。新四軍的電影活動，再次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電影工作的重視和關懷。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這些活動的規模還很小，但取得的成績是極其寶貴的。
人民紀錄電影成長於解放戰爭的洗禮中。解放戰爭開始之後，人民紀錄電影事業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標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電影製片廠和東北電影製片廠。由於延安電影團的所有人員已前往東北接收敵偽電影機構，延安電影製片廠的全部人員是重新配備的，他們在嘗試製作故事片《邊區勞動英雄》（未完成）之後，很快轉入新聞紀錄片的製作，拍攝了新聞素材《保衛延安和保衛陝甘寧邊區》。1947年10月，延安電影製片廠結束之後成立的西北電影工學隊，繼續為人民電影事業輸送新鮮血。
東北電影製片廠成立時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發展到983人。建國前後，由於全國各地陸續建立電影廠時都從東影抽調幹部，故東影有「新中國電影的搖籃」之稱。東影在成立之初確定了以生產新聞紀錄片為主的方針，從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東北各地派出32支攝影隊，拍攝了30多萬英尺關於東北解放戰爭的新聞紀錄電影素材，這些素材被編入17輯雜志片《民主東北》（其中的13輯全部為新聞紀錄片），第17輯《東北三年解放戰爭》全面記錄了東北解放的過程。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以及建國初期收復國土的戰役中，東影和北影向全國派出的攝影隊有70多個（另一說法為101個），記錄了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的各大戰役。有些攝影師為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攝錦州外圍的義縣戰斗和攻克錦州的巷戰中以及11月拍攝沈陽西區李普屯的戰斗中，優秀攝影師張紹柯、楊蔭萱和王靜安先後壯烈犧牲。
1949年春，錢筱璋帶領東影新聞片組的40餘人於4月初進關，參加了建立北平電影製片廠的工作。此後，東影和華北電影隊的新聞紀錄片攝制工作轉移到了北影。華北電影隊是1946年成立的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電影隊的簡稱，被譽為馳騁在冀中平原的「大車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華北新聞》第1號。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後，華北電影隊在石家莊有了固定廠址，成立了石家莊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華北新聞》第3號。隨著北影的成立，石家莊電影製片廠完成了歷史任務，多數人員參加了北影的建設。
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先拍新聞紀錄片，以後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攝新聞紀錄片的熱潮，從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製作完成了5部短紀錄片（《毛主席朱總司令蒞平閱兵》、《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戰報》），1部長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以及《簡報》1至4號。其中，長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戰、解放寧滬杭、國民黨海軍起義、人民解放軍繼續向南方進軍等內容，受到了觀眾的極大歡迎和輿論的高度贊揚。1949年8月，隨著「新聞電影工作總結會」召開，人民新聞紀錄電影即將進入新時代。

E. 共和國記憶60年：編年紀事目錄

共和國記憶60年：編年紀事目錄

翻開歷史的篇章，我們從1949年的開創開始，那一年，新中國的誕生標志著國家的新生與希望，1950年，家國夢的初綻，1951年，山河一色，和平的曙光初照。緊接著，1952年，我們邁向和平的進程，而1953年，歲月留下了深深的足跡，既有光芒也有挑戰。

1954年，光芒與夢魘交織，1955年，民生關注，天下大同。隨後，1956年，黃金時代的到來，充滿活力與希望。然而，激情與挫折並存，1957年紛紜世事，1958年烏托邦的夢想與現實碰撞，1959年至1960年，歲月的滄桑與變遷。

1961年，人民的力量如英雄般閃耀，1962年寂靜的春天，反思與覺醒。接下來的幾年，1963年凋謝與成長並存，1964年，文武之道交織，1965年，曲折與反思交織。進入動盪的時期，1966年至1969年，歷史的洪流中，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交織。

1970年，改革的先聲開始響起，1971年，國家力量的飛躍。1972年，彷彿有了新的曙光，1973年，追尋命運的腳步未曾停歇。直到1976年，歷史的轉折點，1977年，新一代的中國力量嶄露頭角。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1978年春天的序曲開啟，1992年，春天的狂潮席捲，世界舞台的中國聲音越來越響亮。而2000年以後，我們繼續迎接新的挑戰，2008年，遠方的呼喚，昭示著新的征程。

F. 陳播人物介紹

陳播，一位在中國電影事業上有著深遠影響的人物，他的青年時期深受左翼思想的熏陶。1937年，陳播在董必武的引薦下，抵達陝西，參加了在西北舉辦的伊文思電影回顧展開幕式，並在戰時青年訓練班中學習。同年春天返回武漢，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漢青年救國會活動。

陳播在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先後擔任過抗大文工團演員、編輯、宣傳幹事和文工團副團長，以及抗大七分校文工隊隊長。在1943年，他帶領學員深入敵後進行宣傳工作，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1945年，他擔任晉綏軍區宣傳隊隊長和西北野戰軍戰斗劇社副社長、社長，參與了延安和臨汾的戰斗，並執導了歌劇《劉胡蘭》和話劇《九股山上的英雄》，還參與了大型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的拍攝。

在新中國成立後，陳播的職務進一步提升，他先後擔任西南軍區文化部副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1951年調任解放軍電影製片廠（即現在的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廠長。在他的領導下，八一廠從以攝制16毫米教育片為主，逐步發展成為以35毫米電影為主的多片種綜合性製片廠。1966年，他遭遇挫折，但1976年初被任命為總政文化部顧問，並在1978年調任文化部電影局局長。

陳播的理論貢獻也不容忽視，他撰寫了《談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創作問題》等文章，對電影創作領域有著深入的見解。1979年，他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中國電影家協會第4屆常務理事，繼續在電影界發揮重要作用。1982年，他改任電影局顧問，同時負責電影部門的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工作，並參與編寫了大型電影史書《中國電影編年紀事》。

陳播是人名，同名的有中國電影事業家陳播、著名書法家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