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評價電影《四月三周兩天》
《四月三周兩天》背景設置在1987年蘇聯解體前夕，羅馬尼亞仍然明文規定禁止墮胎。情節主要講述了一個女生為幫助朋友墮胎前後12個小時的遭遇。影片開放式結構，長鏡頭運鏡和冷色影調處理都流露出明顯的寫實主義痕跡。在敘事策略上，蒙吉導演通過更靠近女性視角的書寫方式，展現男權社會下女性被擠壓的尷尬地位。本文正是通過影片中所表現出來的女性視角與傳統電影語言的碰撞和融合，揭示導演激進自由派女性主義的政治立場。
一、墮胎與墮胎法：是保護還是侵犯
女性的孕育職能是決定自身在與男權主義者的性別斗爭之中處於從屬地位的重要原因。但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和後現代哲學思潮的突破，更多的覺醒女性嘗試沖破傳統意識形態的牢籠，重新建構具有女性特質的話語。墮胎，人工流產也就成了爭取女性自由權利所必備的技術手段之一。但人工流產這項醫療技術出現時起就飽受爭議，男權主義者為保證女性對於自已的從屬關系掀起「道德」大旗，宣稱生命的意義，並通過立法來將其本初的階級慾望掩蓋在法律之下。
《四月三周兩天》便是對圍繞墮胎法而浮現出的整個男權社會對女性弱勢群體進行全面壓迫的一次冷酷嘲諷和深沉反思。
影片的線索十分簡單，主要講述了奧蒂莉亞在幫助加比塔墮胎前後經歷的12個小時。在進行墮胎前半個小時的敘事時間中，場景都發生在奧蒂莉亞生活的校園內，為了表現與社會隔絕的自由平等環境，導演甚至隱藏了奧蒂莉亞和加比塔的行為動機。此時導演遮遮掩掩的敘述迫使觀眾將目光聚焦在奧蒂莉亞穿梭在宿舍走廊的一個個長鏡頭里。
奧蒂莉亞出校訂房段落的目的源仍有導演控制，觀眾只能在奧蒂莉亞一次次訂房被拒後產生關於行為目的的保持著距離感的猜想，並將無房可定的普通生活遭遇放大到鏡頭下展示，已達到剖析社會冷漠狀態的效果。這種尚未明晰的准備狀態甚至一直持續到了畢比出現，直到進入到不盡如人意的賓館三人碰頭後才將謎團徹底解開。導演的這種目的是很好理解的，掩蓋事件部分情節，成為了蒙吉導演拒絕觀眾對角色過度認同的一種方式。通過這種間離的效果，可以讓觀眾保持相對清醒的理性狀態，從而提高對具體細節隱喻意義的感知靈敏度。在這場多方力量對抗的墮胎戲中，導演憑借其嫻熟的語言技巧和調度功力將每一個鏡頭都發揮了最大表意功能。
蒙吉導演並沒有將攝像機隱藏起來，而是更多故意暴露攝像機機位在場景中的一個不與任何人物視角重疊的客觀地位。三人在賓館進行有關墮胎的一系列談判交易之中，攝像機只有在加比塔將暴怒的畢比請回屋中時與加比塔的視角產生過完全的重合。從玄關望向室內的加比塔看到的正是一副被牆壁積壓的奧蒂莉亞與畢比的二人人物權力關系圖譜。
其餘則多是純粹客觀的暴露鏡頭，畢比兩次檢查躺在床上的加比塔，都是通過固定鏡頭垂直於軸線的拍攝視角和宗教聖母畫式的構圖方式展現加比塔纖瘦挺拔的玉女身材和兩人間畢比居高臨下壓迫式的人物關系。不僅如此，蒙吉導演經常通過變焦完成權力中心人物的凸顯，來提醒觀眾應該關注的焦點。
同樣是在這場戲中，蒙吉導演甚至為焦點轉移制定了一套以人物權力為依據的變化規則。這套配合以傳統構圖模式的變焦規則成為了視覺方案上人員權力構成最直接傳達方式。在文本設置上，導演也是將三個人物進行了極具代表性的隱喻。
畢比偽善面具下的奸詐嘴臉，在與奧蒂莉亞第一次碰頭時表現的偽善與之後預謀已久不容置疑的權威做派，是男權主義者以道德為說辭設立墮胎法的具象化再現。只是這一次畢比是以墮胎法為威脅逼兩人就範。這樣，傳統意識形態就隱藏在法律之後，不再留有任何值得辯駁的餘地。
之所以說蒙吉導演是一個有著普世關懷的導演或者說是一個冷靜的社會觀察者，具體到文本內部分析便會發現他確實接受了後現代女性主義對於女權主義者和婦女的界限劃分，奧蒂莉亞的形象更符合女性主義者心中的女性角色的形象要求，在與畢比的交涉中表現出來的咄咄逼人的氣勢讓畢比感受到了其對賓館這個封閉的環境里權力中心的不斷沖擊。於是，畢比勃然大怒，說出了內心的真正慾望。而這種慾望在法律的恐懼之下成為了不可抗拒的命令，奧蒂莉亞就犯了。
兩個女生在事閉後擠在一個貼滿藍色瓷磚的衛生間里清洗身上的污物。如果說在對話中加比塔的唯唯諾諾是由於兩人關系之間畢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在衛生間的啜泣則將其內心真實狀態不加修飾的暴露出來。
與奧蒂莉亞相反，在遇到男權力量的壓迫只能選擇默默承受的加比塔是傳統意識形態下標准婦女形象的展示。墮胎前後對肇事男友極力包庇隻字不提，卻對出手相助的好友隱瞞真相且毫無誠意的表現也揭露了婦女在性別戰爭中的傾向。對於兩個女性千差萬別的人物設定，對比只是其一，做女權主義者與婦女之間必然的內在聯系才是導演所希望表達的深層含義。
奧蒂莉亞與加比塔道別後前往男友家，出門被前台服務生叫住「剛走的那個先生的證件忘記拿了」。奧蒂莉亞拿著證件，左右盼望了一下，鏡頭就突然切斷了。直到影片最後導演也沒有就這件事情完成一個交代。怎麼處理這張證件，導演把包袱直接甩給了觀眾，也甩給了女性主義者們。
二、對愛情關系的解構
愛情故事作為女性電影中的一種亞類型，看起來可以提供顛覆的潛力。「愛情故事的前提是女性有產生慾望的可能；因而，盡管它也許要建立的是這種慾望的幻覺本質，或者是通過女主人公的死亡表現慾望的失敗，或者是表現婚姻對這種慾望的馴服。」但是「正因為有這么多風險，這個類型才有可能質詢女性的位置——在父權制的譴責前爆發。」
與前半段的限制敘事不同，進入到核心事件之後，整個敘事倒轉，觀眾成了全知全能者，觀眾所知既為奧蒂莉亞所知。除此之外加比塔，畢比和德拉古特都不再處於全能全知者的位置。
也是從這里開始，導演從之前不穩定的視角中抽離出來達到統一。包括墮胎戲在內的前70分鍾，視角游離在加比塔和奧蒂莉亞之間。甚至更加傾向於表現加比塔的內心糾葛。但在影片後半段，當奧蒂莉亞進到德拉古特家中參加男友媽媽的生日聚會時，男友長輩們突如其來的羞辱比與畢比交談時言辭來的更加惡劣，「與畢比的交流中，他也一直紆尊降貴：就連他吼叫的時候，他也用上「小姐」或「姑娘」這樣的詞，雖然這種情緒更類似於對待愚蠢下人的惱怒。」但奧蒂莉亞還是不動聲色的聽完了所有輕蔑的言論。在餐廳聚餐這場戲中，導演以一個中景將奧蒂莉亞框在了畫面中間，畫面中同時塞進了許多的中年形象，他們紛紛談論著以自我為中心的瑣碎話語，但這場群戲中並不是雜亂無章的閑言碎語，通過仔細分析可以發現，幾個婦女主要作用是提問，幾個針對奧蒂莉亞的尖銳問題都是由婦女們提出，在奧蒂莉亞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後，由男性解答。除此之外，婦女的談話完全墮入到炒菜做飯的日常瑣事之中。獎勵式的親吻和其他婦女求教式的口吻讓德拉古特的媽媽沾沾自喜。臉上表露出的一副「沒有比什麼比這更值得驕傲的事情了」的樣子，正揭露了作為性別斗爭中的第三方的婦女群體與男權主義者保持的完全屈服的從屬關系。但位於畫面中心的奧蒂莉亞和占據全部後景的德拉古特仍然是整場戲的中心位置，導演並不在乎其他角色交談的內容，於是，對話並沒有順從於傳統的正反打模式而是將鏡頭直直的對准了與整個場景格格不入的奧蒂莉亞，在這種情勢下，奧蒂莉亞的表情愈游離愈心不在焉，愈能凸顯出社會關系間一個相互排斥的微妙關系。這里導演並沒有用固定設備對長鏡頭進行控制，而是略帶微搖的手持攝影方式，以表現的生活的不穩定性。並以這種中景下人物群像的散點構圖法完成了對於處在某種特定情勢下的大學生被監視，沒有選擇，始終被禁錮的刻畫。
除傳統電影語言技巧的運用，通過文本分析可以發現與加比塔墮胎事件相聯系的男性角色共有三個，一個是醫生畢比，一個是奧蒂莉亞男友德拉古特，一個是致使加比塔懷孕的肇事男友。這三個角色很好的組成了一個標准男性強權者的形象並通過分層表現達到了群像化效果。
導演在加比塔肇事男友的刻意隱藏與加比塔對畢比唯唯諾諾的鮮明對比中，奚落嘲諷了男女關系中所謂忠貞愛情的力量。與此相對應的是奧蒂莉亞與男友纏綿的愛情關系，學校走廊上如膠似漆的擁吻在賓館的一番踐踏後徹底解構為德拉古特對奧蒂莉亞的性慾凝視。「別碰我，我一身臭汗。」將德拉古特虛假的關懷狀態暴露無遺。奧蒂莉亞對德拉古特炮彈連珠的質問也映射了女性在男女關系中的一種被動地位。
蒙吉導演這種大反差的看與被看關系所產生的效果，正迎合了90年代以來，後現代女權主義「不能再把烏托邦的女性主義視野，與女性氣質的主流建構對立起來」的訴求。
三、傳統意識形態對女性的壓制
在分析本片的政治立場時，將蒙吉導演劃分為一個女性電影導演是不妥當的，我們分析發現在《四月三周兩天》中，如果刨除掉極少數倒轉的女性主義視角，蒙吉導演電影中其餘元素都是由傳統電影語言系統包圍。「蒙吉導演放棄了所有操縱情感的手法」，通過不斷的暗示性細節的設置，努力營造出一種本質的強烈情感。所以應該說蒙吉導演是一個有著普世關懷的導演，他將對女性主義現狀的思考寄託在文本中再現。
㈡ 羅馬尼亞電影有哪些
63屆柏林金熊獎影片《嬰兒式》
《羅馬之戰》
《勇敢的米哈伊》上、下集、
《清白的手》
《最後一顆子彈》
《較量+一個警官的控訴+電影傳奇》
《不朽的人》
《沸騰的生活》
《復仇》
《神秘的黃玫瑰1、2》、
《汽車行動+橡樹+十萬火急》
《難忘的夏天》
《爆炸》、《斯特凡大公》、《罪案》、《加州夢》、《搖擺舞》、《4月3周又2天》等
㈢ 羅馬尼亞電影
《十六個人》
㈣ 羅馬尼亞電影有兩個大學生打胎的叫什麼名字
《四月三周兩天》是由克里絲蒂安·蒙吉執導，安娜瑪麗亞·瑪琳卡、弗拉德·伊凡諾夫主演的劇情片，於2007年8月27日在法國上映。該片講述了在羅馬尼亞法律將墮胎視為違法行為的情況下，一位女學生在閨中密友的幫助下仍然執意進行墮胎手術，結果引發了一系列可怕後果的故事。2007年，該片獲得第60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第20屆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等獎項.
